老张把手机递过来的时候,手是哆嗦的。
屏幕上是一张接单记录截图。3月12号,午高峰,他从新街口接到一单送华侨路。三公里。配送费四块八。他划了一下屏幕,同一天同一个时段,他认识的小刘——二十四岁,刚干骑手半年——接到的单是石鼓路到上海路。一点八公里。配送费六块二。
“你帮我看看,”老张说,“是不是我手机坏了?”
手机没坏。那是算法在挑人。
老张四十七岁。跑外卖之前,他在城南一家印刷厂干了十几年。厂子关掉之后,他试过保安、试过超市理货。去年开始跑外卖。他跑得不比年轻人慢。他自己觉得。
但算法不这么觉得。
系统眼里的老张,和街坊眼里的老张,不是一个人
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老张感觉自己被“嫌老了”,但他找不到证据。系统不会给他发一条通知说“由于您年龄偏大,本次派单优先级下调”。它只是……做了一些调整。
派单的远近、配送费的高低、甚至派单的频率,都在悄悄变化。老张最开始以为是运气。后来他留了个心眼,每天截屏。连着记录了三个礼拜。他发现一个规律:同一条路上,他的单总是比年轻骑手远个一公里左右。配送费少个一两块。
“这不是欺负人吗?”老张的媳妇在电话里跟我讲,“他一天跑下来,腿都要断了,赚的还没有人家小孩多。”
老张不服气。他找了站点。站长说,算法是总部定的,我们改不了。他打了客服电话。客服说,系统派单是综合考量的,没有年龄歧视。他又问了几个老骑手。发现大家都差不多的感觉——四十岁以上的,普遍觉得“系统不太待见我们”。
但你要问他们有没有证据,大家都摇头。谁会天天截图呢?
老张会。他用的是那种千元机,内存小,每个月要清一次照片。但他把截图都传到了微信收藏里。他说,万一哪天用得上呢。

这事让我想起2021年那个著名的案子。外卖骑手刘师傅起诉平台算法歧视。法院最后没支持他的诉求。理由很简单:算法是商业秘密,不公开。你证明不了它歧视了。但那个案子留下了一个口子——法院在判决书里写了一句,说平台有义务对算法决策进行解释。这句话当时没多少人注意。现在回头看,挺有意思的。
老张不懂什么算法解释权。他只知道,自己跑了三个月,同一条路上的单,他就是比别人远。他想知道为什么。就这么简单。
那些看不见的标签,正在替你“打分”
算法歧视这件事,最让人难受的地方,是它不像传统歧视那样有个明确的对象。
比如,你去应聘,HR说“我们不要女的”——这是传统歧视,你能录音,能举报,能告他。现在呢?算法在后台给你打了个标签。可能是“稳定性低”,可能是“学习能力一般”,可能是“通勤距离远”。这些标签背后可能是你的性别、年龄、户籍、甚至你用的手机型号。但表面上,算法给你的拒绝理由是“综合评估不匹配”。
你拿什么去告?
有个做HR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。他们公司买了一套简历筛选系统。系统会自动给简历打分,低于60分的直接淘汰。她有一次好奇,翻了几份被淘汰的简历。发现有个候选人,学历、经验都挺匹配的。她点开系统后台,看到一行标记:“近三年工作变动频繁,稳定性评分:32。”但那三年,人家是自由职业。做设计的,接项目,怎么了?系统不认。
这不是个案。
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事。有一回,我用某个打车软件叫车。连着叫了三次,都派了很远的一辆车。我以为是高峰期。后来我朋友拿他的手机叫,同样的起点终点,秒接单。我当时有点冒火。后来想想,可能是我的账号被归类了——我平时用这个软件少,系统默认我不着急。谁知道呢。
你看,当算法开始替你判断“你是不是一个优质用户”的时候,你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它不需要跟你商量,不需要通知你。它只是在后台,悄悄给你挪了一个位置。

治理这件事,不是喊口号,是要把算法从黑箱里拽出来

去年,有个消息让我挺振奋的。深圳出了个规定,要求平台在算法可能对劳动者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,必须向劳动者说明。虽然只是地方性法规,虽然执行起来还有很多模糊地带,但它至少开了一个头。
老张不知道这个规定。知道了,他也不一定看得懂。
但有人看懂了。
我有一个做劳动仲裁的朋友。她手上有个案子,一个骑手起诉平台算法歧视。她没去证明算法本身歧视了谁。她换了个思路:要求平台提供算法决策的日志。说简单点,就是让平台证明“我们没有歧视”。这个举证责任一倒置,事情就有意思了。
平台不干。说日志是商业秘密。仲裁庭没支持她。但她在庭上说了一句话,我印象特别深。她说:“如果算法不能解释自己的决定,那它就是在替所有人做决定。而我们连它替我们做了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这句话,我记到现在。
算法歧视治理这件事,说到底,不是要让算法变得“善良”。算法不会善良,它只认数据。问题在于,当数据本身带着偏见的时候,算法就会把偏见变成规则。而当这个规则开始影响一个人的饭碗、一个人的出行、一个人的就业机会的时候——它就不再是技术问题了。
它是法律问题。
但法律现在有点跟不上。不是法官不努力。是算法的迭代速度太快,而法律的修改速度太慢。一个骑手跑三个月能发现的规律,立法可能要三年才能回应。三年后,算法早换了三代了。
所以现在能做什么?我觉得有三件事是眼下就能做的。
第一,举证责任要倒置。别让普通人去证明算法歧视。你证明不了。让平台证明它没歧视。它要是证明不了,那就得担责。这个逻辑,在反垄断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里都有先例,搬到算法歧视这里,完全说得通。
第二,算法解释权要落地。不是给技术专家看的解释,是给老张看的解释。用他能看懂的话说清楚:为什么今天派给他的单比昨天远。哪怕就说一句“因为你上个月拒单率偏高”,也比什么都不说强。
第三,要有专门的算法审计机构。不是平台自己审自己,得是独立的第三方。就像审计财务一样,定期审计算法。查出来有歧视,该罚罚,该改改。这个机构不需要多大,但得有人。
这三件事,都不容易。但老张的截图,已经在路上了。
他跟我说,他还在继续截图。我问他还打算跑多久。他说不知道,先跑着吧。但他把那些截图整理成了一个文件夹。取了个名字叫“证据”。
我问他,你觉得有用吗?
他笑了笑,说:“我不知道。但总得有人把这事儿记下来。”
你看,法律的学习过程,有时候就是从一个人的“记下来”开始的。
算法歧视治理,不是一场运动,是一场漫长的、细碎的、需要有人盯着屏幕截图的日常。老张不懂什么叫“算法歧视治理”。但他正在做这件事。用他那只屏幕碎了一角的千元机。
而我们这些旁观的人,能做的,大概就是别让他的截图,永远只躺在微信收藏里。